如果说夏朝已孕育审计要素胚胎—原始意义的经济监督，那么，到了商朝，这一胚胎又获进一步发育和成长。
商朝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商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举凡国家大事，都由商王决定。从甲骨文和古籍上看，商王自称“我”、“予”、“朕”、“余一人”、“听予一人”、“惟予一人”、“王命……”、“王令……”、“王呼……”等，足以说明商王具有崇高的地位。再从商朝的政治制度特征上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王权与神权相结合；二是王权与宗法制度相结合。这两点都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的统治。

     商朝的行政管理和监督体制分为“内服”和“外服”。所谓内服是指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是指直接统治以外的地区。从职官设置上看，商朝内服职官很多，有所谓“百执事之人”（《尚书·盘庚》）。从已发现的卜辞（甲骨文）所记的官名，约有20多个，如“臣正”、“多马”、“多服”、“尹”、“多尹”、“乍（作）册”、“史”、“吏”等。从商代铜器铭文（金文）上，也可见“臣正”、“多亚”、“尹”、“乍（作）”、“卿吏”、“宰”、“宗”等职官。在这些职官中，少不了监督和管理农业和手工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官吏。在外服职官中，有侯、伯、男、甸等。《尚书·酒诰》就有“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记载。这些外服诸侯必须对商王朝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包括向商王朝进贡物品和为商王室服役以及耕种籍田。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当离不开带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活动。遗憾的是，现今人们能够见到的直接反映这些监督活动的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极为稀少。但从现存的史料中还是能大体了解商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经济管理、监督情况，并从中看到一些带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活动情况。

     据《史记·殷本纪》，商纣“厚赋税从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一方面反映了商纣王的挥霍荒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朝财政经济的充裕。如果没有较强的经济管理监督体系，当不会有如此丰厚的财政经济基础。建立在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王权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基础上的带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活动，也当不会没有。

     从可识的有关甲骨文中看，也不乏与经济监督活动相关的记载。商代田赋制度为“助”法，按孟子解释“助者，藉也。”即借族人之力以耕种公田，这就是商代的藉田制度。甲骨文中有许多辞例证明确实有之，诸如“舌伊侯藉。”（《合集》第9511片）“贞，乎雷藉于明。”（《合集》第14片）这三条卜辞都是关于族人参与藉田情况的记载。由于藉田关系到商王朝财政收入，所以商王十分重视，有时还亲自前往视察藉田。在卜辞就有这样的记载：“已亥卜贞，王其观藉延往。”（《合集》第9501片）；“庚子卜贞，王其观藉往，十二月。”（《合集》第9500片）；“王勿藉……”（《合集》第17407片）这三条卜辞都是问王是否亲自前往视察藉田。这种视察藉田的活动，正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经济管理监督活动，其中不能说不含有审计监督性质的成分。除藉田外，商王朝还向诸族征取人员、牲畜、卜甲、卜骨、财宝物品等，这些在甲骨文中都有记载，诸如：“已亥卜宾贞，翌庚寅令入戈人。”（《合集》第8393片）；“登奠臣。”（《合集》第635片）；“……戍卜贞，禽见（献）百牛，用自上示。”（《合集》第102片）；“雀入二百五十。”（《合集》第1868片）；“吴入五十”（《合集》第13358片）。“贞，乎吴取弓”（《合集》第9827片）。这些卜辞就记载了族人贡纳人员、牛、龟甲、玉、弓等事项。在贡纳过程中，当也少不了具有审计性质的监督活动。

     商朝王室的内廷政务管理职官，主要有“宰”和“臣”，其与商王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在卜辞中也有记载，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在此特别指出的是，从卜辞看，“宰”和“臣”的职能中都含有带有审计性质的监督职能。在中国古代，“监管合一”、“监审合一”是很常见的，一方面是由于管理与监督、审计尚未发展到细分阶段，另一方面也是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另外，商代“宰”的出现，在中国审计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后来西周出现的“宰夫”的职能看，已具审计雏形，其渊源则出于商代的“宰”。 （蒋大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