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局长日记”本身绝非伪造，“局长日记”，与究竟哪位局长写了这份“局长日记”也已经分离成了两个问题。更为公众关注者，无疑为前者，即无论这份“局长日记”被哪位局长所具体写出来，日记描述的，是否是所有局长共同的生活、工作方式。再延伸出去，是日记描述的，是否为最真实运行、时时处处存在着的权力生态。正如云南省个旧市建设局原局长、规划局原局长吴会祥在法庭上回答公诉人关于“别人为什么会送给你钱”的提问时所说：“因为我是局长，他们送钱是送给建设局长，不是送给吴会祥。如果我不是局长，他们就不会送给我钱。”(《羊城晚报》、《检察日报》)

于此问题上，可能的日记男主角、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某已经被停职审查，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对其可能涉及违法违纪的问题正式调查，以及他个人的未来际遇如何等等，其实都已经现实意义微弱了。

而于日记所描述，是否为最真实的、时时处处运行着的权力生态上，公众所期待者，也绝非几声凛然大气地怒斥，几句华丽空洞的誓词，诸如“绝大部分局长是情系苍生的，蝇营狗苟者皆是极少数人，必须辨证地认识清楚9个指头与1个指头间的关系”等等，而是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摆在自己面前，足以证明着权力在怎样运行着，公共财政资金在怎样花费着，以保证自己的监督权利不会旁落，以维系自己对社会运行的信心。

我不在乎你向我说了什么，我只在乎你正在向我证明着什么，通过证明，使我能够明白，你究竟做了什么?于现代社会，本应确立为最基本的制度设计，落实在权力运行的每一环节、每一层面上。

公众一次又一次积极参与到对于具体事件的群体监督中来，并非因为他们怀着对特定对象的特别仇恨，而是因为，越来越浓烈的一股公民情怀荡漾在他们心胸中，不仅希望着因此推动对具体的恶性行为的问责，更加希望着能因此推动制度变革，促进群体监督机制的健全、公共信息的制度化公开，以杜绝同类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如是，不仅于社会为幸事，于个中人，亦何尝不是幸事。拥有权力在一个“多点一份菜”、“多坐一次公车”都随时可能被发现、被问责的制度环境中，无论工作或是生活，都会轻松、惬意得多，被阳光沐浴着，被愉悦包围着。

而坚持着将具体的人与事独立出来，便是对于其的严厉处罚，在社会整体意义上，却也不过形成为对制度弊端的“丢卒保帅”、特殊包庇罢了，不仅留给公众恶劣的印象与记忆，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而且，是包庇的恶果必然凝结成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借用著名的诗句意思说，是处罚了某某局长一人，还有千千万万个后来者站起来。相对而言，前者可能还算是好的。如同一些网友调侃，如日记中所记，这位局长还几千、几万地收小额贿赂，没有主动强迫女下属，还没有忘了多陪陪老婆，已经是“恶人中的好人”了。如果他的被处罚、被群体监督，依然促进不了群体监督机制的健全、公共信息的制度化公开，甚至不能不说，这位局长，竟是被“逆淘汰”了。